教授分级势在必行

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，教授的地位和“含金量”越来越高。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教授自不必说，在中国也是如此。例如现有的29个专业技术职务序列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教授作为参照系，常常听到“教授级研究员”、“教授级工程师”、“教授级编审”等等。不管这种参照是否科学，至少在客观上承认了教授职务的“含金量”。但近年来，对中国教授的看法发生了变化。一些人认为教授队伍数量庞大，一些教授名不副实。据1998年统计，全国高校有教授3．67万人，约占高校教师总数的9％，这个比例已经不低。教授中有的有博士学位，有的学士学位都没有；有的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，有的没有什么成果；有的著作等身，有的没出过一本书，也没有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文章；有的讲课效果极好，有的讲课学生听了却不知所云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，我认为除了前些年教授评聘有“还债”因素、人才培养有“文革”10年左右的断层、学位制度1980年才建立及教授评聘办法还需要完善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人们对教授的期望值太高，希望我们的教授都像杨振宁、李政道、季羡林、张岱年、张光斗、陈竺等人那样高的水平。其实这是很难做得到的。因为首先教授的“载体”———高等学校在层次上甚至它们的任务上就有很大差别。在中国，有北大、清华那样的教学科研型高校，有以教学为主的本科高等学校，还有专科学校。学校层次的差别很大，工作重点也不一样，工作环境存在差距，对教授的要求也不一样。因此，要求所有的教授都达到上述的大师级水平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。那么，有没有一种机制，既使一些知名教授不至被淹没在庞大的教授群体中无法“脱颖而出”，又能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不对所有的教授提出过高要求，笔者认为，这个机制是有的，那就是教授分级。

这里所说的教授分级，是教授水平上的分级而非现在的工资分级。教授分级其实不是什么新事物，新提法。早在1932年，北京大学就把教授分为教授、名誉教授、研究教授、专任教授等不同的级别（或层次）。名誉教授主要是对那些资深教授的礼遇；研究教授和专任教授主要是为了减少一些高水平教授的授课时数，让他们潜心研究快出成果，这类教授工资高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。当时在北大的周作人、徐志摩等名流就是研究教授。还有从聘任角度分级的做法，如有的教授是“校聘”，有的教授是“部聘”等等。例如通晓古今活文字、死文字达十余种的史学泰斗陈寅恪，在西南联大时就是教育部的“部聘教授”。文革前，中国的教授分为若干级别，虽然当时主要体现在工资上，但实际上也是水平的分级，一级教授几乎个个都是有国际知名的学术大师。在工资待遇方面最高级别教授工资比最低级别教授工资多一倍。上述的种种分级，应当说都是既符合高校和教授实际，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：“在学校里面，应该有教授（一级教授、二级教授、三级教授），副教授，讲师，助教这样的职称。”当时虽然是针对中断多年的教师职务评聘工作而言的，但其中特别提到了教授级别问题。由此可见教授分级的重要性。

教授分级有其历史渊源和多种形式，它的重要作用我认为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使不同水平教授的能力和贡献得到肯定，保障应有的待遇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高等学校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层次，而且这种层次的差别还在扩大。由于层次的差别，学校的主要任务也有很大的差别，由于任务的差别，对教授的水平也有了不同的要求。一般来说，教学科研型高校教授的水平比其他高校教授的水平要高。但我们现在把他们都看成一样的教授，拿一样的工资，只在年功因素方面有点差别。这样实际上是贡献大的教授没有相应的地位，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。应当在层次上有明确划分。

教授分级主要是水平的分级，但如何分则相当复杂。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，结合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综合考虑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充分调动教授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。

二、教授分级对年轻教授有重要的激励作用。

当前我国教授队伍中，50岁以下的教授为8481人，占现有教授总数的23％，而且还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。教授是教师职务的最高级别，很多人在三、四十岁就已评上教授职务，如何进一步调动年轻教授的积极性，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。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，由于没有不同的级别来肯定他们取得的新的业绩，缺乏继续奋斗的目标，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。同时在待遇上，大家都拿教授工资，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。正在实施的特聘教授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。虽然没有明确说特聘教授是教授中的一个级别，但特聘教授是教授中的最高层次却是大家公认的。虽然首批特聘教授只招聘了七十多人，但对年轻教授的激励作用和影响是相当大的。

三、有利于不同层次的高校按需设岗。